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可能是方法论的，也可能是主体论的，但也都是目的论的。
[16][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56-459页。[6][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515页。
就处分行为而言，当处分人的行为违反善良风俗或者双方的行为都违反善良风俗却未涉及第三人或者公共利益时，处分行为旨在引起的权利变动从善良风俗层面上而言属于中性行为，处分行为仍然有效。[4][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514页。在司法实践中，认定一个行为是否违反善良风俗较为容易，因为该认定属于事实判断，而要认定为恶意串通则较为困难，特别是主观恶意的证实。因此，应对相关法条中的虚假意思表示与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作限缩性解释，并对违反善良风俗作扩大解释，并将违反善良风俗作为一般条款。因此，在编纂民法典的过程中，应该用体系化格局看待竞合与冲突问题，让各种请求权回归其本来位置。
有学者对此提出相反意见：尽管处分行为原则上不存在违反善良风俗的问题，但假若它的实施与不道德的原因密不可分，则必须将其与该原因视为整体，须认定该处分行为无效。德国学者认为，我们必须放弃对善良风俗做统一定义的尝试[4]。通过抑恶扬善的领导-管理型法治，社会主义社会将逐步提升人的品质。
宪法赋予共产党领导权之后，党章就成为最基本的党内法规，由此，宪法与党章并存的二元宪治体制就形成了党内法规、党导法规和国家法律三法一体的结构。习近平指出，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社会主义国家选择法治道路的时候，坚持党的领导是天经地义的。第三种正是共产党领导人民的社会主义法治模式，这种模式不仅仅能够保证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正当性，而且使得社会主义法治优于资本主义法治。
13.［美］杜兰特：《历史的教训》，倪玉平、张闶 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西汉末期的杨雄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
参政党和无党派人士，也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非党员普通干部、非党员领导干部需要遵守各自的国法和党规。其次是形成和规范政权的结构。社会主义国家是党领导人民，宪法中必须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权并对其进行规范，同时授权中国共产党依据党章党规管党治党。宪法赋予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中国共产党自身确立的党内法规自然在除了宪法之外的国家法律之上。
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无产阶级解放从而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最广泛最真实的自由：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党大还是法大问题实际上是党规与国法的效力等级问题。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历史使命、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尽管德性一直是共产党的追求，然而现实中的共产党员只是整体上相对于一般群众来说道德性更高。
党的领导权在宪法中得到确认和规范使得党在宪法之内，全党的运行是在以宪法为依据和以党章为根本大法的党规体系中。中国共产党依据党章党规管党治党，所以党章党规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核心。
德治与法治的关系类似于治病，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治理就是预防社会生病和治疗社会之病。资本主义自治型法治理念是如此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这种理念。
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原则既不是德主法辅也不是法主德辅，而是德法并治、德高法底、先德后法。11.[俄]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人们津津乐道的限制政治权力不过是强者猴子们的期盼：山中无老虎，猴子做霸王。社会主义领导-管理型法治假设人是善恶并存的，不同的人善恶的比例不同，教化和制度可以提升人的德性。社会主义领导-管理型法治要求依据党章管党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应该为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但实际上统治者可能为自身利益行事，所以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可能沦为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
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如果党超越宪法法律就是党违背诺言的表现。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在君主制的官僚政治、贵族特权及中产阶级利益三者之间反复斗争和妥协之上，这种妥协对自治型法治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确立人民民主并对其进行规范，同时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据宪法制定国法。无论根据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古典政治哲学还是自孔子以来的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政治人都应该是道德人而非经济人。
领导是做正确的事，管理是正确地做事。国法具有更强的刚性，从狭义的依法治国到依规治党再到以德治国和以德治党是层层递进的，形成金字塔式治理结构。
从逻辑上看，党与人民的适用规则可能采取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党与人民适用的规则完全相同，这是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观念，实质上是资本主义自治型法治理念。任何党员、党员干部及其党员领导干部都在宪法、党规和国法之下，严格遵守所有党规国法。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社会主义新中国无论从民族关系、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来说都是多元一体的格局。从更一般意义上看，现实中的人是善恶并存的。
基于多值逻辑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是改良式的，社会治理的目标是改善人性：抑恶扬善。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定位应当是领导党。
事实上，宪法与党规国法有两点根本性的不同。同时，事实上存在的多元利益集团的力量平衡需要通过法律制度来规范，法律制度成为了多元利益集团的平衡器。
当我们将党规放到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来看时，党规研究的意义就凸现了出来。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和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作为基本法治原则。
……只有经济才能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才会渴求平等。我们的健康和体力，心智和性格品质，生来就千差万别。社会主义法治要求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来实现共同自由。柏拉图从理论上提出了理想状态下的哲学王君主制，同时也提出了现实条件下的政体命题：法治的君主制是现实中最不坏的政体。
两个基本原则中，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更加根本。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二元法律体系，包含国家法律体系和以党章为根本大法的党规体系，并通过宪法将党规体系和国法体系统一起来，由此构成党内法规、党导法规和国家法律的三法统一体。
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 共产党领导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之所以是二元结构的基础，社会主义法治要求建构宪法为统帅、党章是核心和党规国法并驾齐驱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由此产生社会主义法治的两个基本原则：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原则与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原则。社会主义法治原则 社会主义宪治是二元宪治，社会主义法治是二元法治，与资本主义的一元法治遵循不同的法治原则。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宣称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对党与法的关系做出了明确的定位：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